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全面擘画了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我国发展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作出重要部署，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筑美丽中国注入强大动力。
从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看， 18—19世纪工业化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力资源（如劳动力）和人造资本（机器、厂房等）稀缺而自然资本相对宽裕，需要通过发展机器等人造资本来以机器代替人，进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到20世纪下半叶，地球上人口过多而自然资本稀缺的矛盾凸显，特别是自然资本及其大规模开发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而到21世纪，自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最为突出的，就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不可回避，世界进入了人类活动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影响全球地形和地球进化的人类纪/人类世（anthropocene）。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这从最基本最深刻的层面揭示了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最终目标，就是要解决资源过度开发和过度消费的问题， 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本总量不减，在更高水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自十八大以来，我们都强调要从自然资源确权及管理，到资源有偿使用和外部性处理，再到资源循环利用等全过程考虑资源利用的问题，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科学技术发展是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根本动力，因此，我们需要从资源革命的高度去推动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自然资本日益稀缺的背景下，从资源革命视角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于破解我国资源环境危机意义重大，已成为我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战略选择，并将有助于引领和推动全世界共同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面提高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意义重大
一是破解资源环境危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与此相伴的，是人均资源消耗量的大幅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压力。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经历过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阶段，最终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这些国家往往经历了上百年的现代化历程。我国高速工业化时间短，且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绝对人口数量是史无前例的。人均资源消耗的快速增加与巨大人口总量相叠加，导致中国从相对适中的资源消费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一跃成为主导全球资源消费增长的国家。尽管在此期间我国资源和能源效率不断提高，但由于前期经济增速长期保持10%左右，大大超过了同期资源和能源生产率的改进速度，加之高度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及保持相对较高资源自给率的要求，因而资源开采与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消耗仍会增长，生态环境压力仍会持续。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全面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从经济维度来看，意味着以更少的自然资本投入换取更多的人造资本服务，即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原材料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最小化。资源消耗水平的下降意味着经济产出的整体要素投入成本得以降低，同时，产品或服务价值的增加，意味着一国在资源消耗不变的情况下，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使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得以提升。而从环境维度来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减少生态环境压力。因为其不仅仅要关注经济系统中资源输入端的生产率，还要更关注污染排放端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整个生态系统中有毒物质扩散的最小化。总之，中国全面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保育， 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也是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是保障资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明确提出了包括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在内的新国家安全观。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由此可见，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资源安全状况并不乐观，国内环境形势喜忧参半，国际环境形势错综复杂。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是提升我国资源安全水平的战略需要。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有助于推动资源节约战略的实施，还有助于推动资源调查、实施资源保护， 推动资源储备、资源替代、资源贸易、资源合作，推动资源外交等战略的实施，提高资源外交的保障力。
三是激发企业活力、增加就业机会的动力源泉之一。
全面推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从社会维度来看，将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求增加原材料的循环利用率，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增加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力度。这必然有赖于一系列针对产品生产、保养、维修、服务以及再利用活动的密集劳动的投入。实际上，供应链的全过程都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然也孕育着巨大的商机。与此同时，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资源约束与环境压力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技术创新已经由简单地提高劳动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扩大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尤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将促使企业采用新技术、新生产流程和新管理方法，更有效地运用原料、能源， 甚至人力等资源，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价值。这其中也酝酿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尤其在污染控制与管理、废物收集与处理、可再生能源和资源再生利用等领域，必然会带来更多经济增长机会，对优化投资结构、培育消费需求、推动自主创新、加快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参与甚至引领全球资源革命的必然选择。
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与世界水平差距很大， 仍处于资源效率最低的国家之列，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已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制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 E C D ） 测算， 2018年中国能源产出率为美国的77%，德国的49%，日本的54%。2 0 1 8 年我国非能源资源产出率（单位直接物质消耗的GDP产出） 0.67美元/千克，仅相当于美国的10%，德国的14%，日本的8%。不难发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和其他物质资源的依赖比发达国家要大很多，且这种外延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要素投入的高增长状态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因此我国应比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全面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仍是全球资源需求大国，中国资源效率大幅提升必将为全球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及自然资源部数据，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占全球23.6%，粗钢消费占全球49%，铜占53%，铝占56%，均居世界第一。预计中国能源需求高峰期将在2035年左右到来；粗钢需求平台期将持续10年左右，年均铁矿石需求9—10亿吨（标矿）；未来20年，铜资源累计需求量2.5 亿吨，是过去60年消费总和的3.3 倍；铝资源需求量3.7亿吨，是过去60年的3.7倍。强劲的资源需求为我国提升资源利用率提供了机遇和挑战，我国全面提升资源效率势必对全球资源需求产生深远影响，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也必将在未来世界资源革命（资源革命实质就是以注重自然资本效率为逻辑起点，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进而推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变革，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中起到积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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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忆秋
